反思隋朝速亡的原因和历史教训

  

反思隋朝速亡的原因和历史教训

 

  隋朝终结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实现了统一。它在短时期内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然而三十八年后就迅速覆亡,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前不久,韩昇先生发表了《隋朝灭亡的经济原因》(载 3 24 日《新民晚报》)。其“题记”说:“在国家建设的道路上,历来存在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富民强国之路,一条是牺牲百姓利益的富国强兵之路。自从东汉王朝崩溃以来,富国强兵的主张压倒一切,到隋朝达到登峰造极,其结果如何呢?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是唐朝确立经济发展基本原则的出发点。”文章最后借唐太宗君臣的“共识”,将隋朝的灭亡归结为:“曹操以来国富民穷的经济政策必将导致国家破产。”韩文的有些观点及其论证过程让我产生诸多疑惑,现不揣谫陋,以读书心得求教于韩先生和其他方家。

  一、曹操的经济政策“导致国家破产”了吗

  韩文研究的是隋朝灭亡的原因,但文章是从曹操的经济政策切入的:

  “面对地方割据的动乱局面”,曹操的“办法是实行军事化管理”,在经济方面就是“大力推行屯田制度”。因“重税和绝对化管理下的腐败”,屯田制“明显是不能长期维持的,尤其在和平时期,更凸显弊端百出,民不堪命。西晋王朝的实际缔造者司马懿看清了这一点,致力于回归正常体制。他果断废除了屯田制,减轻租税”。

  曹魏屯田规模之大、经营之勤、效果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堪称空前绝后。为解决军粮问题而屯田,而屯田制也有助于解决大量人口的吃饭问题。这种战时体制确有弊端,后期民屯趋向萎缩,以至所收“或不足以偿种”,屯田制难以继续。

  下令废除屯田制的不是司马懿,而是他的儿孙司马昭、司马炎。屯田制被废除时,距司马懿去世已有十四年之久。司马懿去世前两年,曹魏大权实际已为他独揽。那时,民屯正在加速走下坡路。但司马懿并没有为了缔造完全属于司马氏的新王朝,而“致力于回归正常体制”,并“果断”地废除屯田制。

  一种土地制度的建立、完善、衰落直到瓦解、消亡,都由其本身和外部环境两方面因素决定。屯田制的最终被废除,说明它在特定时期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都已到了尽头。

  韩文指出,屯田制规定:收成按照五五分成,如果向官府借耕牛,租税还要提高到六成。与汉朝“只有 3% 多一点”的税率相比,“这是很重的税率”。

  韩文所指汉朝规定的税率之“税”,是政府向有地者,包括地主、商贾和自耕农所收的土地税,或称田租。它与在国有土地上耕作的屯田客所交的税是两码事。韩文试图以曹魏租税之重,来说明它走的是“牺牲百姓利益的富国强兵之路”。但将屯田客须把收获按五五以上与官府分成同汉代三十税一的土地税率进行比较,称前者执行了“重税政策”的论断,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再来看一看曹魏统治地区的土地税(田租)情况。

  政府规定每亩土地交纳租谷四升,按专家根据相关史料估算,汉代、魏晋时北方粮食作物亩产大约三斛(石),合三百升。依据这一估算,曹魏时土地税率是 1% 多一点,比汉代三十税一少得多。而曹魏时税赋“全部加起来”,与汉朝相比,至少不算重。

  史学家胡如雷认为,中国历史上,“自耕农是最有能力发展生产的阶层”。曹魏时也不例外,自耕农是租调徭役主要的承担者和军粮提供者。曹魏对自耕农采取了扶植政策,轻税能带来一段时期的经济繁荣,是不争的事实。从税率比较的角度,难以推导出曹操“国富民穷的经济政策必将导致国家破产”的结论。

  韩文认为,富国强兵“思想的背后是政治动乱和群雄割据的严酷现实,为了国家统一”,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用军国体制去夺取胜利。

  窃以为,富国强兵政策只要不步入穷兵黩武之歧途,至少能给人民提供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基于国家统一的“富国强兵”思想无可厚非。至于曹操的经济政策,包括实施“军国体制”的屯田、扶植自耕农、积极修水利,以及打击豪强等一系列举措,使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为统一北方创造了物质条件,国家非但没有“破产”,而且发达了。屯田,尤其是军屯,也为后来晋朝灭吴提供了充足的粮食担保。劳动者(自耕农和屯田客)的确受到不同程度的剥削,徭役负担沉重,但日子过得总比军阀纷争时,或在袁绍之流治下离井背乡、衣食无着,随时有性命不保之虞好一些。在韩文中,实在读不出曹操的经济政策是怎样“导致国家破产”的。

  二、隋朝统治者对法定税负的减轻,是“做足了表面文章”吗

  韩文在转入隋朝经济政策时写道:

  隋朝统一中国,大家都盼望有个清平世界,隋朝统治者也做足了表面文章,在法定的税负上有了很多的减轻。然而,隋朝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法,也不是没有制度,而是说一套做一套。

  隋朝立国后,继续推行北朝实施的均田制,既给予贵族官僚以获得土地的优惠,又限制他们占有土地和荫庇农民的过度欲望,以保证国家税赋收入。农民分田虽少,比无田总好一些。至于租调力役,史家认为总体上还算是轻的。

  韩先生十五年前问世的大著《隋文帝传》,在论及隋朝经济取得“相当的进步”之原因时曾引用《隋书》中的史料写道:

  开皇三年( 583 ),文帝将每年一个月的力役减为二十日。其实,早在开皇元年( 581 )四月调发稽胡修筑长城时,已是“二旬而罢”。……(文帝又)规定“百姓年五十,输庸停防”,允许有条件地用实物替代力役。而“输籍定样”的颁布实行,既防止官吏贪污,又大大限制其对农民的敲诈盘剥。

  隋文帝时期对赋役征调有所节制,兴修水利、劝课农桑,有利于调动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韩先生在书中说:“历史上,法外横敛往往高于正税。隋朝的财政收入,相当程度是通过政治的清明来保证。”“文帝通过严格管理和清明政治,保证了国家财政与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向前发展。”这是平实、恰当的评价。

  炀帝时期屡建巨型工程、大兴兵役、横征暴敛,课役税法全坏。他即位之初颁布的一些宽政之举,全属一纸具文。

  由此,是否应把隋朝税负情况分作两段——文帝时代和炀帝时代分别定性。韩先生在文章中笼统地说隋朝的统治者“在法定的税负上有了很多的减轻”,是“做足了表面文章”,甚至是“说一套做一套”,无论从事实依据还是逻辑推演来看,都缺乏说服力。

  三、把“大索貌阅”、析户和“税外收费直至强征暴敛”相提并论妥当吗

  韩文认为,隋朝沉重的租税,是通过运用以下几件“法宝”取得的:大索貌阅、析户、税外收费直至强征暴敛。我认为,把“大索貌阅”、析户和“税外收费直至强征暴敛”相提并论,以“法宝”相贬称是不妥的。

  隋朝建立后,“山东尚承(北)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隋书食货志》)。对此,韩先生在《隋文帝传》里曾分析道:“农民脱籍,不但减少了国家税收,更严重的是,他们托庇于大族门下,加强了豪强垄断乡曲的地位,妨碍国家对乡村的直接控制。”开皇五年( 585 ),文帝下令在全国“大索貌阅”,为了防止堂兄弟以容貌相似隐匿户口,又规定堂兄弟以下的一律分居,这就是所谓“析户”。诚如韩文中所说的那样:“隋朝雷厉风行‘大索貌阅’,编制户籍,成效非常显著。”范文澜先生认为:“户口增多,朝廷正常的收入也增多”。怎么可以把“大索貌阅”、析户所得的“正常收入”和“税外收费直至强征暴敛”所获归为同类呢?

  四、设“义仓”本来就是“打着为老百姓着想的旗号”乱收费吗

  韩文说:

  隋朝的乱收费都打着为老百姓着想的旗号。比如说义仓,原本是朝廷倡导农民每年拿出一定量的粮食,储存在村里的仓库,用来防备自然灾害。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办法。等到民间义仓普遍建立起来之后,就被纳入官府的管理之下,支出要由朝廷来审批……遇到灾荒,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赈恤……但是,每年的义仓缴粮却不能减少……把民间储备变为正式税收,正是朝廷的真实意图。

  隋朝的义仓(又称“社仓”)确实存在不“义”的问题。但韩文在这个问题上近乎“阴谋论”的观点,至少不够准确。据韩先生的《隋文帝传》介绍说:开皇三年( 583 ),民部尚书长孙平建议建义仓,但那年由于忙于同突厥作战和地方制度改革,无暇顾及设置义仓事宜。开皇四年,旱灾,文帝带灾民到洛阳“就食”。开皇五年( 585 )五月,长孙平再次上书立义仓以备灾时,隋文帝就批准了。可见,作为积谷防灾的一个办法,义仓“用意是可取的”(范文澜语)。

  但开皇十五年( 595 ),文帝诏令,明确“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义仓变质了;炀帝时代,更是“取社仓之物以充官费”,彻底改变了当初设置义仓“储之闾巷,以备凶年”的初衷。但不能因这种变化就论定隋朝设义仓“把民间储备变为正式税收(的来源),正是朝廷的真实意图”。我十分认同韩先生在其《隋文帝传》中所持的见解——“隋文帝为了克服长期分裂。采取了高度的中央集权政策……其财政政策自然也表现出高度集权的原则”,在“社会生产总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财富的高度集中势必造成百姓的相对贫穷……一有风浪,很快就超出其承受限度,酿成巨变,隋朝短祚,与此有着重大关系”。

  一位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学者,在评判高度集权的财政政策时说:“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主要在于反思整体主义方法论的代价。藏富于民的发展,其实是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的主张,其含义是分散经营,分散决策,激励有选择性,对不规范行为的监督成本低,不易形成系统风险,自然均衡,达到的资源配置效果更好一点。”我很赞赏这一说法,并认为,以此来解剖隋朝的粮食储备政策,更能看清其弊端。

  五、隋朝国祚短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隋朝灭亡是多重矛盾因素合力造成的,经济是其中一个方面。韩文总结隋朝短命的“经济原因”,是税收重到“社会不能承受的地步”。如前文所述,这一说法难以概括有隋一代的总体状况。当年韩先生从高度集权的财政政策方向去剖析隋朝的经济形态,是十分精到的思路。隋代财政高度集权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过度集中、管理不善、闭仓拒赈的粮食储备政策。可惜,现在的韩文没有顺着他原来的思路作进一步论述。

  隋朝速亡的原因,与其说是经济政策错误,毋宁说主要在政治方面。在总结隋朝速亡的历史教训时,唐太宗和他的臣下更多的是从政治方面来以隋为鉴。其中魏征的论述最为后人所熟悉,限于篇幅,恕不赘引。但魏征认为隋朝“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一说还是值得一提。

  隋文帝时期,一系列制度建设和改革措施,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此即所谓“其兴也勃”;但不久各种社会矛盾,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逐步趋向尖锐。不过,开皇中后期“乱亡之兆”虽起,还不至于必然导致王朝速亡。要为隋朝速亡负责的是暴君隋炀帝。炀帝凭借隋朝立国二三十年里迅速积聚的财富和帝王的绝对权力,逞能自大,恣意妄为,好大喜功,滥用民力。“数年之间,公私罄竭。财力既殚,国遂亡矣。”此即所谓“其亡也忽”。韩文在这方面的分析我完全同意,然而他这方面的分析指向已不是“经济”所能涵盖的了。

  隋朝速亡确有其经济方面的原因,但由“经济原因”而认定隋朝国祚短促系“富国强兵的主张”“达到登峰造极”的结果,恐怕过于简单化了。

  六、由评判“富民强国”和“富国强兵”引发的对反思历史教训的思考

  作为两种经济思想,“藏富于国”还是“藏富于民”的争议,在中国古代时起时伏;而在实践层面上,综观整个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形势所左右,或采用“富国强兵”政策,或奉行“富民强国”方略。

  或许可以说,中国古代,与“富国强兵”相对应的政策是“抑兼并”,而与“富民强国”配套的则是“不抑兼并”。封建时代,“抑兼并”与“不抑兼并”两者交替使之,但终究没能走出“繁荣 - 崩溃”的怪圈。秦晖在《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一文中指出:这是因为“‘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不可能讲‘过程的公正’……”所以,“从总体上看,在传统形式的‘抑兼并’与‘不抑兼并’之间强分伯仲,褒此贬彼是没有多少理由的”。

  我以为,如果说中国古代有“富民强国”和“富国强兵”两条国家建设的道路的话,那么,今人对这两条道路的评判,也不应该在两者之间“强分伯仲,褒此贬彼”。

  历史教训的总结,首先需要建立在对历史现象作尽可能接近真相的还原和实事求是研究的基础上。要使古代历史成为“资治”的明鉴,还要力争突破古人思考问题的框架。比如对古代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的研判,近代严复等有识之士就已开始走出赋重、赋轻的争论误区。虽然他们的艰难探索,也未能最终为中国找到崛起的路径,但无疑已跳出了传统治国理财思想的窠臼。而新世纪的学者,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和在此基础上汲取经验教训,则更应体现当代人的智慧。

  韩文以唐太宗君臣对“历史教训的反思”成果作为结尾:

  “曹操以来国富民穷的经济政策必将导致国家破产”,必须改弦更张,“反其道而行之,以民为本,以德治国”。

  “曹操以来国富民穷的经济政策必将导致国家破产”是不是唐太宗君臣的“共识”,姑且不论,但这一观点缺乏事实依据。以原臣属身份从杨家夺得天下的李唐君主及其辅佐者,以及唐朝官修史书,对前朝灭亡的述评,他们所总结的历史教训,以及“唐朝确立经济发展基本原则的出发点”,有可以给我们启示的部分,但能不能都直接拿来给今人作“资政”所用,我想是存在疑问的。 

xqsy@126.com2015-03-19评论(0浏览(1984字体:    

        来源:狗万提款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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